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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霞蔚天成(上)

时间:2009-06-11来源: 作者:
 

 

霞蔚天成——南京云锦(上中下)

 

  南京云锦研究所的织锦车间里, 每天都有许多织锦工人在忙碌。他们使用的织机名叫大花楼木机,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这种织机长五点六米,高四米,是世界手工纺织业中机型最庞大、结构最巧妙的机器。   
这种手工丝织技艺叫“通经断纬、挖花盘织”,是我国丝锦织造工艺中所独有的,至今也不能用现代化的机器所代替,被称为古代织锦的活化石。
  正是由于这种织机和这种织造技艺的出现,才有了这些色彩丰富、大型撤幅图案的妆花织物。在明清时期,它是专供皇宫和王公大臣使用的,人们称这种如云霞般美丽的锦缎为云锦。
  云锦绚丽的颜色、复杂的丝织技法令我们今天的人惊叹不已。那么,云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在南朝时期的文献《殷芸小说》里,关于云锦有这样一个故事: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
  这是关于云锦最早的文字记载,它被形容是天上的织女织成的天衣,由此可以想象它在当时人们心中的美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在那男耕女织的时代,伴随着中华古文明的萌动,丝帛的兴盛承载了我们祖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984年,在河南荥阳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丝织残片,这说明远在55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丝绸手工织造技术。
  据记载,在我国商周时的丝织物里,就已经有了锦。锦与普通的丝绸不同,它是用厚的丝绸为地,用彩丝织出花纹。因此在古代,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丝织物。在战国时期,“锦”和“绣”两个字被连在一起,用来代表美丽的织物,直到今天“锦绣”这个词仍然是美丽或美好的象征。
  在南北朝之前,我国的丝织业主要集中在北方和四川成都地区。公元417年,东晋大将刘裕带兵消灭了建都在长安的后秦,并把包括织锦工匠在内的中原百工从遥远的北方迁到了东晋的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并在秦淮河南岸设立锦署,专门负责织锦的生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一时期是南京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而北方由于长年战乱,大批人口为躲避战乱而南迁。据《晋书》记载,在北方分割成十六国期间,约有90万人迁往淮河以及长江以南地区。
  人口的流动也促进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云锦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南朝各代都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来负责织锦的生产。
  这一时期的云锦即融入了中原先进的丝织技术,又加入了少数民族喜爱的金银线作为装饰,织锦加金也成为云锦与其它织锦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从而使云锦成为王公贵族奢华的装饰品。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是唐朝诗人韦庄的诗《金陵图》。
  诗中所描述的台城,六朝时据说是建康都城的宫城,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后,到五代时期,这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也许正是这种变化引发了诗人无限的感慨。
  经过了六朝的繁华后,到隋唐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降为普通的州县,居民被大量迁移到今天的扬州和镇江,扬州取代了南京成为当时的织锦业的中心。
  直到两宋时期,南京的丝织业才得到了恢复,和苏州、杭州一起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丝织中心。
  南京云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织锦中加入金银线作为装饰,尽管以前的锦缎也用金,但在元代,对金的崇尚超过了在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代的织金锦是我国锦缎装饰和锦缎生产的一个重大转变,明清两代作为御用贡品的南京云锦就是在元代的织金锦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南京云锦大致分为库锦、织金和妆花三种,而织金就是从元代织金锦延续发展下来的品种,现在只有云锦中保留着这种丝织品种。
  库锦和织金由于织造工艺比较简单,现在都可以用现代机器所代替,而唯独在明代形成的妆花这种技艺至今也必须由人工织造完成。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把都城定在了当时的应天府,并改应天为南京,南京这座古城也发展到了它历史上的高峰。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城墙都是明代的遗存,长约35公里,是世界上保留最长的古城墙。南京城墙的城门有“内十三、外十八”的说法,今天外城的十八座城门已经荡然无存,保留下来的明代城门也只有五座,中华门是其中最雄伟的一座。

中华门外面的护城河就是闻名中外的秦淮河,明洪武年间,在秦淮河边先后设立了供应机房和神帛堂两个织造机构,据《明史》记载,当时设在全国各省的织染局有十七处之多,但经营的中心仍然在南京以及苏杭地区。
  明代时,在丝织工艺上最有成就的就是由南京丝织艺人创造的“通经断纬、挖花盘织”的手工新技艺,从此出现了妆花这一南京云锦中最为复杂、最具南京地方特色的代表性提花丝织物。
  在大花楼木机上织造云锦是由上下两个人配合操作生产出来的。上面的人叫拽花工,也叫提花工。他按照花本纬线编排的次序,提起一根纬线,使与之相连的经线分离出来,由于花本的经线和织机的经线是相连的,这时织机上的经线相应也提升,形成一个梭口,织工就可以在这个梭口上开始编织了。
  云锦织造的独特之处就是“通经断纬、挖花盘织”。所谓“通经断纬”就是织物的经线是同一颜色的丝线,纬线由不定数的彩绒段拼接而成,不受颜色的限制。所谓“挖花盘织”是它可以根据需要在纬向同一梭内织上丰富多彩的丝线,一般可以织七八种颜色,最多可以织十几种甚至几十种颜色。这样不仅大大丰富了织物的色彩,而且不增加织物的厚度。
  这个织物名叫“童子攀枝莲妆花缎”,在这上面,每一排童子的形态各不相同,甚至一排中每一个童子的衣服颜色也不一样,这种效果是其它织造工艺无法完成的。
  到明代中期,宫廷生活的奢靡和赏赐的无度,使锦缎耗费的数量极为惊人。到万历年间,每年进贡的锦缎达到十五万匹。
  在明代,政府采用匠户制度强行把工匠征用来,编入织局,终生不能更改。后来,由于庞大的消费需求,官办织造很难满足,在这种形势下,民间的锦缎业逐步发展起来。官府采用收购采办的方法,把对锦缎的需求的一部分转嫁到民间,以弥补官办织造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民间织造业的发展。
  妆花织物在明代也逐渐发展成熟,最初只是在缎地织物挖花,以后又把这种技法运用到纱、罗等不同质地、不同组织的织物中去。
  这件精美的云锦名叫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与其他妆花织物不同,它是在薄如蝉翼的纱上用金线、孔雀羽线和五彩丝线织出云龙的图案,有一种浮雕般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的织造技术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和明代一样,清代也是采用官营织造的制度,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只在北京和江南的江宁、苏州和杭州等处设织局,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初年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
  顺治二年,江宁织造和元明两朝一样,开始了相同的使命。为了避免明代末期出现的管理混乱等弊端,清代的江宁织造改变了在民间收购的领织经营方式。顺治八年,朝廷下旨:织造局照额设钱粮,买丝招匠,按式织造。从此买丝招匠成为清代江宁织造经营的定制。
  清代的江宁织造分为两部分,织造署和织局。署是管理机构,织局是生产部门。织局下面有许多机房。据故宫收藏的乾隆时期的黄册档案记载:当时的一个机房有两千多名工匠,按工种分为机匠、挑花匠、妆颜色匠等十几个类别。
  据记载,在清代的康熙到乾隆年间,当时的南京有近一百万人口,而从事和织锦有关的人就有二十万多万人。他们大多居住在秦淮河的两岸,此时的南京城倾城上下,“百室机房,机杼相和”以鸡鸣为号,昼夜繁忙,呈现出一派盛况空前的繁荣景象。织工们生产的云锦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的紫禁城,装饰着宫廷里奢华的生活。
  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总统府,也曾是清朝的两江总督府。当时的南京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除了两江总督外,南京还驻有江宁布政使、江南将军等高级官员。江宁织造与那些高级官员不同,江宁织造隶属于内务府,根据顺治朝的规定每三年更替一次。而到了康熙二年,江宁织造改由皇帝亲自委派,而且不再有任期的年限。
  据历史记载,这一年,任江宁织造的是内务府郎中曹玺,曹玺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从康熙二年开始,曹家祖孙三代四人在南京任江宁织造,一共为皇宫服务了58年。那么,康熙为什么对江宁织造这么重视,曹家和康熙又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据专家考证, 康熙对曹家之所以如此另眼相看,是因为康熙年幼时有一个“保母”就是曹玺的夫人叫孙氏。

康熙二十三年,在担任江宁织造二十一年后,曹玺病逝于任上。八年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再次担任江宁织造,曹寅小康熙四岁,据说曾经做过康熙的伴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亲密的关系,康熙对他十分恩宠。
  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他曾先后六次南巡,路过南京时有四次都是由曹寅接驾,并且都住在江宁织造署。
  在这一次南巡时,康熙还亲自书写了“治隆唐宋”四个字交给曹寅,命他刻成石碑放置在明孝陵的殿前,今天,这块石碑依然矗立在这里。
  除了担任江宁织造的职务,曹寅还要经常完成康熙交办的一些职责外的事务。
  民以食为天,康熙皇帝非常重视农耕,因此曹家任江宁织造期间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定期向皇帝汇报江南的天时岁收的情况。
  据统计,曹家在任期间,呈给皇帝的各种奏折共191件,其中汇报与农耕有关的奏折就有122件。在这些奏折中,康熙大多作了具体的批示:
  闻江南收成,米价贱,朕心甚是喜悦。
  知道了。今岁春麦收成如何?速速报来。
  闻得浙江雨水过多,民食甚艰等语,未知是否?尔细细访问,奏闻要密才好。
  此种须广布江南,以便民生才好,不可花费吃用。
  康熙四十二年,曹寅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有专家认为,这是为了让曹寅填补接驾时所造成的巨大亏空。这位英明的皇帝曾告诫曹寅:“已后凡各处打点费用,一概免除。奉承上司费用都免了,亦未补得起盐差之亏空。若不听朕金玉良言,后日悔之何及。尔等留心身家性命子孙之计可也”。
  康熙五十年,他在给曹寅奏折的朱批中又写道: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轻看了。

此时担任苏州织造的是曹寅的内兄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曾经是曹寅的旧部,三个紧密的家族形成了一个掌控着江南经济特权的集团。曹寅死后,康熙又让他的儿子曹颙,也就是曹雪芹的父亲继任。然而好景不长,仅三年后曹颙就去世了。
  曹家的命运正如康熙所预言的那样,雍正即位后,曹家遭到了灭顶之灾。雍正六年,曹家因“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等”罪名被查抄。第二年,曹家迁到北京,这一年,曹雪芹五岁。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和江宁织造曹家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书中的人和事是否就是曹家的真实写照,这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织造世家所发生的一切,也就不可能产生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
  南京云锦的命运在经历了康乾盛世后,随着国力的衰弱也逐步走向没落。光绪三十三年,光绪皇帝下诏:现物力艰难,自应力除冗滥,用资整顿,着将江宁织造裁撤,以节虚糜。
  在经历了元明清三代,延续达620年的江宁管办织务从此宣告结束。华丽的云锦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而关于云锦的故事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年轮》-霞蔚天成(中)

  “古来谁最大?皇帝老祖宗。如今数谁大?工农众弟兄。世道一变化,根本不相同,还是这所庙,换了主人翁。”
  这首诗是1950年5月1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对外开放时,著名作家赵树理有感而发写下的。
  作家的感慨来自于这里发生的变化。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身是明、清两朝帝王祭祀祖先的太庙,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成为国家重大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场地之一。1953年12月7日,第一次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就在这里举行。  
  这次展览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品近三千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全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一次大检阅。展品中一件南京云锦引起了各界参观者的兴趣。当时的报纸这样评价:南京云锦花纹雄伟,色彩丰富,质地坚厚,是我国丝织品中极有艺术价值的一种。
  作为皇室御用品,这是南京云锦首次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动荡后,南京云锦经历了什么样的灾难? 这种流传了上千年,象征着中国古代丝织品最高级别的传统工艺是否存在,它真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吗?
  每个周末的下午,都会有许多戏迷聚集在南京甘熙故居的这个不大的茶馆里欣赏各种戏曲演出: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马老师为大家奉献一首白局小曲,采芦蒿,我们掌声有请。
  他伸个大懒腰哇,哎呦,你的大妈呀,我是看不见头来也看不见脚,哎呦,你这个小女婿呀,真是太小啦。
  这是一种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古老曲种,名叫白局。它说的全是南京方言,通俗易懂,生动诙谐,是南京地区土生土长的一种曲艺形式。
  白局起源于农村的吹打班子,最初也叫百曲。明末清初,当它从乡村流入城市时,当时南京城的织锦匠人首先接纳了它。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之中,一个坐在织机上面拽花,一个在织机下面甩梭织锦,两人一唱一和,抒发着各自的情感。清代康熙年间,白局逐渐发展成熟,并以这种表演形式世代流传下来。
  随着20世纪初清王朝的覆灭,依靠手工织造的南京云锦失去了最大的市场和消费对象。那些掌握着手工业技艺的工人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而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南京城东、城西一带曾是机房集中的地区,当时被称为机房窝,工匠们则被称为“呆机化子”
  在今天的云锦研究所里,还保留有几台解放前的织机。

织造是云锦生产中最后一个环节,而整个的生产往往需要十几个工种配合才能完成,因此每一个工种都形成了一个行业,如挑花、染织等。就像其它手工业一样,云锦技艺的传承也都带有很强的家族性,而这种相对封闭的传承方式也限制了它的发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连年的战乱已经使南京这座古城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而与之血脉相连的云锦业也已经到了即将灭绝的地步。到解放前夕,南京市能生产的织机仅有正兴源丝织厂的四台,掌握这门传统技艺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第一次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从1953年 月日开始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据《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说,在29天里,一共有约十八万人参观了展览。
  这次展览引起了中央和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展览会闭幕后,根据文化部挖掘、整理、研究南京云锦等民间工艺美术遗产的指示,南京市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确定抢救已经濒临人亡艺绝的南京对锦。1954年南京市文化处从美术组抽调了五个人组成云锦研究工作组,何燕明被任命为组长。
  陈之佛是我国著名工艺美术家,受邀担任名誉组长,负责对云锦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当时他的学生张道一也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
  在南京云锦研究所里还保留着为数不多的图案纹样。
  在明清时代,图案都是由宫廷画师来完成,在长达600多年的积累和完善中,云锦的图案已经在继承中国古代丝绸图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和表现形式。云锦图案的特色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美、广、大,即形式美、取材广、花型大。
  今年已84岁的徐仲杰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当年的手稿,老人回忆说,当年他们这些学美术的年轻人看到这些图案纹样时,一下子都醉倒了。
  由于资料的残缺,许多图案纹样已经没有办法复原,对于当年这些年轻人来说,唯一可以依赖的资源就是能否找到懂得织造的老艺人。
  传统的许多老艺人,他们很多东西都在肚子里面,把家里面最秘密收藏的图案拿出来给你看,最好的料子给你看,因为在云锦行业里,旧社会里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一般的这些都不外传,
  除了能够找到的图案纹样,还可以利用的就是残存下来的袍料的残片,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袍料没有原始的图案资料,而只有恢复了原始的图案才能为以后复制打下基础。

云锦研究所请来的两位老艺人都是南京织造世家出身,张福永是挑花艺人,人称挑花张。吉干臣是织造艺人,但家族的传承都是靠耳濡目染和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简练实用的口诀:比如说画龙,画龙要三挺,这个挺既可以用挺拔的挺,也可以用停止的停。叫三挺就是从头在脖子这个地方一挺,是一个转折,在胸膛这里挺一下,在臀部挺一下。自古以来所有画的龙,用这三挺的龙就有精神,哪个地方少了一挺,这个龙就软塌塌的了,这个总结很厉害。
  在恢复了图案的同时,云锦研究工作组还要在每一幅图案上恢复它的色彩。云锦的色彩和图案一样丰富多彩,然而并没有任何资料,只能由老艺人凭记忆来恢复,更重要的是传统色彩学和我们现在对于颜色的命名截然不同。
  藕荷、青莲配紫酱;玉白、古月配宝蓝;秋香、古铜配鼻烟;枣酱、葡灰配古铜,这些曾经被云锦艺人口口相传的口诀有多少?今天已经无法统计。
  在云锦设计中,老艺人有一句话叫,跑马看妆花。妆花是云锦织物中色彩最华丽、配色最丰富的织物。要让骑在马背上的人立即得到鲜明而强烈的印象和美的感受,主要是靠色彩的效果。而我国民间染织业也有一句话叫远看颜色近看花也是这个道理。
  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御用高级织物的云锦由于受到特定的使用环境的限定,它的色彩装饰必须能够显示一种庄严、华丽、高贵的气派才能适用于使用者的身份,协调于宫廷里的华贵气氛。
  云锦织物的地色也就是背景的颜色多是黄、大红、深蓝、宝蓝、墨绿色等,而主体花纹的颜色也都红蓝绿紫等深色装饰,但之所以能够获得浓而不重、艳而不俗、对比不刺激的庄重典雅的效果,是因为它巧妙地运用了色晕的装饰方法。色晕就是将同类或相邻色按照明度分成深、中、浅等若个色阶,以表现对象的层次变化,起到减弱色彩对比的过渡作用。
  皇帝的龙袍可以说是所有宫廷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云锦的精华所在。但是如果把明清两代的龙袍作一个对比的话,从图案到色彩也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明代的调子深沉凝重,由一种雄壮的气势:清代的调子华美,配色也充满着柔和的情趣。
   “多子多福”,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这条铺设在紫禁城坤宁宫婚床上的百子被,正是这种观念在皇宫里的折射。
  由于云锦是明清时期皇家御用的装饰品,因此它的装饰纹样几乎汇集了所有中国民间吉祥文化的精粹,如多子多福、富贵、长寿、平安等等。纹样图案表达的中心思想也集中在福禄寿禧财这五个字,表达方式也和民间大致相同。

在云锦图案中除了有以上来自民间文化的内容,更多的是反映皇室文化的龙、凤、麒麟、江牙、海水以及日月星辰等内容,这其中以代表帝王神权的龙的表现形式最引人注目。
  在云锦图案中,有团龙,、盘龙、卧龙、行龙等十多种龙的造型,而这些不同的图案将装饰在龙袍的不同部位。
  有一件名叫织锦金寿字龙云肩通袖龙栏妆花缎衬褶袍的龙袍,它上面织有 18条五彩龙、前胸、后背和肩部织团花五爪正龙,前后襟织团花坐龙,袖口织行龙。与一般龙袍不同,此袍宽身大摆便于运动,显然不是皇帝在正式场合穿着的正装,应该是一件靓丽而潇洒的“休闲服”。
  作为最高礼仪活动上演地,皇帝的服饰是紫禁城繁琐的规范礼仪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场合的不同,对皇帝的服装也会有不同的要求。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祭祀场合的不同服装的颜色也不一样。
嘉庆蓝色缂丝云龙夹朝袍——祭天
雍正明黄花妆缎云龙皮朝袍——祭地
康熙大红色云龙花缎皮朝袍——祭日
乾隆月白色缎绣彩云金龙夹朝袍——祭月)
云锦,用华丽的服装装饰着一个个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粉饰着那个礼仪天
下的时代。
  1957年3月,埃及工艺美术展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展览,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只有一些业内人士来这里参观。刚刚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些师生来到了这里,当时刚从南京借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道一也在其中。
  张道一回忆道:后来没有几分钟,忽然来了很多记者,有的扛着那种折叠的小梯子,我们以为什么人来了,结果看那个门口没有人,结果周总理是从大门的廊道上走过来的。大家鼓掌嘛,那么周总理看到庞薰琹先生,他们很熟的,跟庞薰琹先生讲,你是专家,你给我们做介绍。
  庞薰琹先生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也是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陪同周总理参观时,他向总理介绍了第一次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的情况和中国锦缎的现状,谈到南京云锦时,他想起了曾经参加过云锦研究工作小组的张道一。

张道一回忆道:那么就喊我,我在后边就把我喊过来,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就问,他说现在南京还有,那个时候他没叫云锦,还有锦缎生产吗?我说南京的云锦现在还有,但是规模不大,他然后就握着我的手又讲,他说你转告南京的同志们,让他们一定要把云锦的工作做好,不要把这个,把它延续下去,不要丢掉。
  在中央的关注和陈之佛等专家的呼吁下,1957年12月,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南京云锦研究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批准的第一家工艺美术专业研究机构。
  由于经济形势的好转,南京的云锦也得到了恢复,在这一时期,先后有四家丝织厂恢复了云锦生产,生产方式也摆脱了以往闭门单干的形式,组成了生产合作社。
  1963年,在南京云锦的整理和抢救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老艺人张福永去世,几年后另一位老艺人吉干臣也离开了人世。两位老人的离世意味着云锦的一个曾经辉煌的时代已经远去。幸运的是他们在世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看来仍然无比珍贵的原始资料。
  然而不幸的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经过无数人努力抢救的云锦资料再次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
  此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了解了情况后,果断作出了保护南京云锦的决定,明确提出谁破坏这个研究所,谁就是历史的千古罪人。
  尽管那些珍贵的资料和图案保留了下来,但这些从600年前就已经形成的传统制造工艺,在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后,还会完整地传承下来吗?南京云锦还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的故事也许刚刚开始。

 

《年轮》-霞蔚天成(下)

  2008年12月28日,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把一件复制好的明代万历年间的龙袍送到了它的发源地北京定陵。
  这件龙袍名叫织锦金寿字龙云肩通袖龙栏妆花缎衬褶袍,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才把它复制完成。与一般龙袍不同,此袍宽身大摆便于运动,显然不是皇帝在正式场合穿着的正装,也许是一件靓丽而潇洒的“休闲服”。根据出土资料记载,这件龙袍织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廿三,而第二年万历皇帝就去世了,他生前可能没来得及穿上这件龙袍。
  三百多年后,包括这件龙袍在内的600余件明代的丝织文物在北京十三陵的定陵出土。这些出土时还美丽光鲜的丝织锦缎一接触空气,就逐渐色泽晦暗,组织腐朽,亟待通过复制加以抢救。
  这件精美的云锦名字叫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它的主人也是明代的万历皇帝,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如此近距离地欣赏它的华美,是因为南京云锦研究所从1979年开始,用了五年的时间成功地复制了它,这是我国第一次用传统的丝织工艺真实再现古代丝织品的原貌。而之所以能够承担复制任务是因为这些出土的龙袍以及锦缎当年都是在南京织造而成。
  那么这些已经埋在地下600多年的文物如何重新焕发了光彩?几近失传的云锦织造工艺究竟有哪些奥秘呢?
  今年74岁的王道惠是1979年复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她也是云锦研究所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学员。
  王道慧介绍说:这个纹样正好就是衣袖,就是龙袍的衣袖,是一条龙。这是叫拷贝,就是拷贝纹样,也叫临摹纹样。
  第二步工作叫分析。当时就是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利用一个读数显微镜,就做几个工作,小的这叫放大镜,这放大镜就是看这个里面的一个公分多少根。一公分多少根这个数,这个读数显微镜主要是看这个金线的粗细多少毫米,它里面有一个刻度,当时复制东西就是这点资料,也没有什么先进的。图案纹样的临摹结束后,最重要的就是颜色的确认。
  此时文物的颜色已经完全褪去,那么如何恢复四百多年前的颜色呢?
  王道慧介绍说:这个部位是由三道织造的一种组织表现出来的。那就说明这个纬线是三个颜色,不是一个颜色,就是这样的,一个部位一个部位推敲出来的,把整个这一件袍子我都推敲出来以后,但是推敲出来以后,我知道这个龙它整个是一个颜色。那我要表现几个颜色,有蓝龙,有黄龙,有红龙,那怎么办?

此时他们想到了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明代文物。据故宫的专家介绍,作为皇室用品的许多颜色都是固定的,可以通过别的文物上的颜色来判断龙袍上的颜色。而故宫博物院也给了他们大力的支持。
  从开始临摹图样到把与袍料有关的资料准备好,王道惠在北京整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些资料是王道惠在北京期间所作的,在这个过程中,她还把袍料每一个局部的尺寸也都详细地作了记录。这种最原始的办法也是在为最后的织造过程作详细地准备。
  王道慧介绍说:拼接起来我这里是多少梭,那么那边部分还是织多少梭,而且那个颜色要给它对起来。我这里都给标好,这样它织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这里怎么织,一公分每一公分每一公分都要连上,你看这个上面开始织的时候,这个上面都有这个样本,上面都有标记你看。一公分一公分的。
  带着两个多月努力的成果,王道惠回到了南京。
  此时的云锦研究所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苏醒,除了在文革中侥幸保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外,也只有文革后期收集的两台破旧的织机。
  王道惠在北京完成的纹样的采集只是云锦织造过程中的第一步。
  在传统的云锦织造工艺中,大致分为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和织造等几个步骤。然而在纹样设计完成后,还要有一项重要的环节就是绘制意匠图。
  这种意匠纸是特制的,上面有纵横的小格,这些小格代表着经纬线,绘制时根据纹样的轮廓用铅笔放大,按照织物组织的结构用水粉颜料画成,意匠图上的颜色也就代表着不同颜色的丝线。这种格子跟丝织物反映是一样的,它要通过计算得出经线有多粗,纬线有多粗,这样产生一个比例,按照这个比例,来画一些格子。画过格子以后,再直接反映到挑花上去。
  挑花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工作,在这个挑花架子上丝线代表经线,棉线代表纬线,架子的一端固定好绘制好的意匠图,经线对应意匠图上的纵格,纬线对应意匠图上的横格。
  挑花时用竹钩按照顺序挑起一根代表颜色场次的丝线,然后根据丝线代表的颜色,依次自右至左看意匠图上同一色彩的纬线起止位置,对照花架上丝线的位置,把所有的同一颜色的丝线全部挑起。
  挑完意匠图上的一大格即八梭后,要用竹钎另一端的钩子钩住纬线,使它和经线交织在一起,然后把纬线集成一束在尾段打成结。精心设计的云锦图案就这样以经纬线的方式被储存下来。


  制成花本后,就可以上机织造了。上机前,花本的每根经线和织机上的每一根经线要通过织机大纤相连接,这样织造时,通过纬线提起应该起花的部分,再由织工用各种彩线编织成各种花纹。
  这种古老的结绳记事的方法似乎还可以用现代的计算机语言解释,织成的花本好比设计好的程序,织机上面的提花工通过提拉花本把程序送到下面的织造面,而织造面就是一个显示屏,织造工将根据显示屏的信息用纬线进行编织。
  我国提花丝织品的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提花机。云锦传统生产工艺,继承了我国古代织锦提花技术并有所发展,到明代时就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对挑花结本有这样的描述:“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机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于花楼之上,……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
  在明代,这种完善成熟的织造工艺,已经完全符合现代丝织提花工艺原理。而且《天工开物》中所绘录的花机图的结构,同现在云锦的花楼机基本一致。
  清代由于云锦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云锦生产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作为云锦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挑花业也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
  直到今天,云锦织造还保留着一个传统就是,编织好一个花本后要复制出另外一个花本,并把原始的花本收藏起来,这个过程叫倒花。
  装机前要把经线准备好,叫打经线。它的过程仍然保持着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工艺,从材料到每一道工序都没有改变。
  装机也叫造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一次装造工艺的完成需要十几天的时间,不仅需要把这一千多个构件调试好,装上花本后,还要把织机上的经线和花本的每一根经线连接。每换一次花本就要重新装造一次,而且这种工作只能用人工来完成。
  大花楼木机织造云锦是由上下两个人配合操作生产出来的。上面的人叫拽花工,也叫提花工。他按照花本纬线编排的次序,提起一根纬线使与之相连的经线分离出来,这时与之相连的织机上的经线相应也提升,形成梭口,织工完成一个编织动作时,拽花工再把所提起的纬线抽出来,闭合梭口。随着拽花操作的进行,整个花本绕花架转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织机能够织一些大型图案的原因。

在云锦木机织造中,最重要的织法就是通经断纬。所谓通经断纬就是纬线由不定数的彩绒段拼接而成,不受颜色的限制。它可以根据需要在纬向同一梭内织上丰富多彩的丝线,一般可以织七八种颜色,最多可以织十几种甚至几十种颜色。如果一个织物上有几十朵花,可以用这种织法达到花的颜色形成不同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逐花异色。这种织物名叫“童子攀枝莲妆花缎”,在这上面,每一排童子的形态各不相同,甚至一排中每一个童子的衣服颜色也不一样,这种效果是其它织造工艺无法完成的。虽然它是个电脑程序,人物的造型、纹样已经没法再改变了,但是织的时候,每个纹样可以织出不一样的颜色。换一句话说,如果人有心的话,织一辈子就用同一个花本,可以织出不相同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云锦也有寸锦寸金的说法,意思是说一个织工每天最多只能织造5公分左右,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织工每完成一个编织动作都需要全身一系列动作的协调完成,织手往往要口中默念口诀,用脚踏着开口,手甩梭管,脑中配色,眼观六路。据说,织手每完成一次,要念几十句口诀。
  1979年开始的“明万历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的复制工作可以说是对当时南京云锦研究所织造技术水平的一次极大考验,尽管有一些老织造工人熟悉织造技术,但是织一件普通的云锦和织一件龙袍却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件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除了在织物中用了大量的金线之外,还把孔雀的羽毛作为织物加了进去。这是一个以前没有遇见过得问题,甚至那些做了一辈子的老艺人也只是听说过,而没有织过。
  由于在织物中加入了大量的金线和羽毛,这也给织造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因为羽毛和金线的硬度、软度都不一样,羽毛比较柔软,毛打扁了以后,就没那个效果了,所以还要轻轻柔柔;金线也是一样,下了一个力度稍微重一点,就把金线打翻过来了。
  龙袍的袍料与一般锦缎最大的不同是,它是根据皇帝量身设计的,从袍料的图案上看它是不完整的,但按照图案织成后要把它缝制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这与今天通过剪裁再缝制的手法截然不同。那么这就要求在织造时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否则缝制时就很难达到预期的完美效果。因为春夏秋冬一年,丝的收缩不一样。在不同时间要摸索它的收缩力,打的时候重轻都要掌握好,正好把花纹拼起来,基本上不能相差几毫米,多了以后它也拼不起来,做不平。过去人们说皇帝的衣服叫天衣无缝,实际上它不是没有缝的缝,而是图案拼接看不出来,龙头都是对起来的。

在我们拍摄过程中,一件织锦金寿字龙云肩通袖龙栏妆花缎衬褶袍也进入到最后的缝制阶段。三年前,南京云锦研究所与定陵博物馆合作开始利用传统的织造工艺复制这件龙袍。从残存的灰褐色的残片,到这件光鲜华丽的龙袍,它的生命也许在这里得到了延伸。
  一件龙袍一般分为三层,除了最外面的锦缎外,还有两层丝绸衬在里面,因此缝制起来也就更加困难。
  专家告诉我们:织造工是最难的,因为他讲究的技巧就是所有的,每织一梭,让他打那个经花,轻重很有关系,它的尺度要掌握的非常好。像我们也是属于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织妆花一公分是60束,多一束都不行,少一束也不行。只有这样子才能保证它的图案非常吻合。
  除了考虑到织造技术的原因,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也会使织造受到影响。由于织造时用的都是生丝,生丝的伸缩性很强,天气的冷暖,环境的干湿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最后织成的效果。
  当年做龙袍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做的不好要杀头的。夏天的时候毛巾搭在肩膀上,也不能吹风,风吹了以后可能丝会断;冬天的时候也不能烤火,手拿那个铁梭子很冷,一间茅屋,就一个芦席棚子的房子,地下一个坑,确实是很苦。
  经过了五年的艰苦努力,1984年“明万历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的复制工作终于完成。在北京故宫举行的鉴定会上,专家给与了这样的评价,复制匹料真实地再现了明代文物的面貌,成功地恢复了我国纱地妆花织锦工艺,是古今中外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从这以后,南京云锦研究所又成功地复制了60多件文物精品。大量只能保存在博物馆库房的丝织文物通过这里重新恢复了往日光彩。
  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汲取了各族织锦技艺的精华,在元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的南京云锦,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和震撼。但是能够通过复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那些只存在于历史文献中如诗如画的云锦名称究竟是什么?那些博物馆里已经乌黑变质的丝织残片曾经是什么样子?它们是如何织成的?许多仍然是一个谜。
  已故著名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这样评价南京云锦:它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的最后一座里程碑。然而,我们离这座里程碑还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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